1991年初春,同窗好友邱振亮因事来京,带来几幅梁天柱先生的作品,请中国画研究院院长刘勃舒先生看看。刘院长慧眼识珠,一看之下,即连声称赞,当即转告梁先生:请他在方便的时候,来中国画研究院进行创作。老邱当时带的作品,也被留下,好让院里其他的人看看。后来,他又亲聘梁天柱为中国画研究院第一位特邀画家,成为梁天柱先生艺术之旅的新标志。是年五月,梁先生应邀来到了中国画研究院,创作之作,拜会了在京的当代山水画大家张仃、何海霞、梁树年、孙瑛、秦岭云等,这些老先生也都是头一次听到“梁天柱”这个名字,但看了先生带去的画,都给予了高度的赞扬。张仃先生甚至当场主动提出以自己的一张焦墨山水与梁老换画。前两天,与北京画院王文芳先生谈起梁天柱先生的画,王说看过画册,画得很新,不敢相信出自一位老先生之手。这是画家的反应。
从学术界来说,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邵大箴先生,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梁先生的画,一下子就被他那质朴画风所吸引,以后每到青岛,再忙也要挤时间去看望梁先生。后来听美术研究所的朗绍君说:邵先生对梁老崇敬到甚至要拜他为师。青年美学家王鲁湘先生,主撰稿的一部电视片,使他名扬海内外,他眼头很高,轻易不许人,在学术研讨会上,常常语惊四座。梁老来院创作的前两天,我打电话给他,说要从山东来位老画家,请他抽空来看看画。我一没报画家姓名,二不对作品进行评介,免有先入为主之嫌。当时他正给某单位做一部片子,很忙,只是看在朋友的面上,加上住得不远,还是来了。但一进梁老的画室,面对墙上悬挂的作品,眼睛一下子就直了,连递给他的香烟都倒含在嘴里,待坐下聊起绘画,一老一青,竟说得那么投机,一聊就是几个小时。后来又数次来看梁老作画,并再作长谈,遂成忘年之交。前段时间,某出版社约他一部书稿,正在赶写,,听说梁老应中国画研究院邀请,将来京举办画展,即马上放下书稿,写了一篇评介文章,而他是极少为人写画评,尽管找他的人很多。如果说邵与王的看法只反映他们个人的眼光,那么,去年初冬,山东美术家协会在中央美院陈列馆举办的山东十人画展,就颇能说明些问题了。当时参加这个展览的,有年轻新秀,也有中年的姣姣者,梁老的作品被安排在三楼,但在举行的作品研讨会上,与会的学者们可谓众口一辞,所有发言都谈到梁老的画,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这是学术界的反映。
出版界不景气已好几年了,个人出画册要自己掏钱,这几经是“官”的了。从几千到几万、数十万的都有。据说也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天津杨柳青画社的同仁看到梁先生的画,即决定出版,不但分文不取,一张画不要,而且印精装的,责任编辑张羽还特地请天津的老书法家,也是一位功力深厚、风格独特、超然物外的越青老先生,为这本画集题签,这是珠联璧合。画集出版后,梁老经常收到来自全国各地信函,希望购买这本画集,而梁老除按规定得到的样书外,并无多余,十分狼狈。无独有偶,前几个月,《中国画》的几位编辑,在看到这本画集和一本册页后,也对梁老的作品十分赏识,遂即决定挤出版面,在这本全国最早、影响很大的中国画专业刊物上,将梁老作为重点推荐。而在此之前,中国美术馆、中国画研究院及一些省、市的博物馆、美术馆等单位乃至个人,就已经开始收藏梁老的作品。
上述来自这么多方面的反应,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思考:在当前全国各地画院林立、老中青专业画家人才济济的情况下,一些人为宣传自己,不惜血本进行“包装”,以扩大影响,也未必能个个如愿,而一位科班出身的外科大夫,却为什么能在不声不响中,赢得了中国画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为此,现试从几位山水画大家说法中,作一些探寻。
“丘”,《说文》:“土之高也,非人所为也。”“壑”,则指山沟及低洼处。丘壑,做为丰富而复杂多变的自然山川的地貌景象,是山水画所依托和表现的主要对象。西画的创作素材,是对物写生,中国画的创作则是在室内案头作业,其素材主要靠积累腹稿。“胸中元自有丘壑,故作老木蟠风霜”(宋·黄庭坚《题子枯木》诗)。一位画家的成就高下,其原委固有多种,但作为一位山水画家,胸中丘壑的多寡,往往是其作品给人第一印象成败的关键。清·布颜图在《画学心法问答》中,以自己的经历这样写道:“予少时学画,只熟记数幅丘壑,临期通用之,左移右,右移左,如搬居然”。象这样的画,连画家自己都“日久自觉无味”,更何况别人看了。而当他后来“出使四方,历览名山大川,憬然始觉从前之陋”,明白了“讵数幅丘壑所能尽之者”的道理,并嘲笑那些胸中缺少丘壑的人就象“窃取豹尾之一斑,博得马胫之一毛”,却“汹汹群起,饰巧竟长,凌夸一时”,真“何其鄙哉!”
作为著名的山水画家同时又是美术史论家的秦岭云先生,对梁天柱作品“满腹丘壑”的评论,可谓是一语就说到了点上。翻阅梁先生的画作,别说大同小异的,即连小同大异的,也很难见到。笔者曾有幸几次亲睹先生作画,见先生一手握笔,一手理纸,不经意地全纸看一眼后,即伏案从一角或一边画起,一边画一边与笔者说话,好象纸上已有起稿,仅是放心描出而已。蘸墨时,他有时连看都不看,任其春或饱或枯,落纸后随状而行,出手成画,左右逢源,如水到渠成,却又似早有安排。作画如滚筒印刷一般,往往是一遍而成。虽也偶有小小收拾,但整个过程,给人以十分轻松、潇洒、自如之感。画成之作,大不落空,小不塞满,林林总总,千变万化。
所有这些,都得自于他数十年的积累。梁先生原是青岛的一位著名外科大夫,曾任过院长。病人天天有,医务日日忙,他的业余爱好——绘画,只能忙里偷闲,一是利用节假日到邻近崂山去,观天工之作,记造化之变。曾连续十几年的春节都是在山里过的,如牛归草原,大口大口地吃啊吃!二是抓住上班时偶而没有病人,或开会听报告时,随手抓过处方纸来,在上面反复勾画推敲,似卧牛反刍,将从自然中得来的感受,仔细咀嚼,消化、吸收,如此前后近四十年。1977年退休次日,不顾医院的挽留,即离青外出。在此后五年的时间里,他两度北上,七次南游,观造化,览胜迹,拜师访友,足迹大半个中国,更在近古稀之年,只身自费西访敦煌后,恰如茅塞顿开,画思如泉涌,不可遏止。而其胸中,是近半个世纪的半厚积累,所以才能信手涂抹皆丘壑,挥洒之间出画图。秦岭云先生原供职于人民美术出版社,画家与作品都见得多了,但并不知道梁天柱,也不了解他的经历,可他在看过几幅画后,即得出“满腹丘壑”的评说,真慧眼也。
“有法”与“无法”,本是佛家用语,苦瓜和尚把它借用过来解释绘画创作,甚得画人称道。他说:“至人无法,非无法也,无法乃法,乃为至法。”(《石涛画语录》)石涛在这里说的是“无法而法”,据北京大学教授葛路先生的解释是:“画家忘了法,实际上仍有法,只有随心所欲不逾于矩。”(《中国古代绘画理论发展史》)石涛原说的是“无法而法”,而何海霞先生说的则是“无法有法”,其间虽只一字之差,却一语道出了梁先生艺术的一个主要特色,因为梁先生原来就无成法而后有了己法。
梁先生从小喜欢绘画,但作为孔子家乡的后人,遵父命走上了医学之路,在医道上他有师学,但在绘画上却无师从。梁先生的唯一一个艺术学历是四十年代初的短短的一段青岛业余美校,当时正处战乱年代,别说优秀原作,就连象样的印刷品也难得见到,他只能仿效古人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行医之余,读书加上去崂山,再就是硬下“铁杵磨针”的功夫,不停地勾画,反正处方笺和病历纸有的是。梁先生将对自然地观察,透入自己对艺术的理解,落墨到纸上,后来有画友见了,说颇有黄宾虹的意思,但黄宾虹的画是什么样子,他没有见过,直到五十年代,才借到黄老先生的一小册印刷品,翻阅之后,大有知己相逢、相见恨晚之感。一些年过后,梁老在对黄老先生作品崇敬并与之神交中渐渐发现:黄老先生的作品,满纸充满着一种学者之气,其画作从出发点到精神支柱再到画面的表现,主要是“理”的展现和解释。关于这一点,后来他在与王鲁湘的交谈中,找到了知音。而梁先生尽管自己也抓紧时间读书写诗,但由于职业和客观条件所限,尤其是半生的坎坷遭遇,使他的画作,早已从原先的单纯爱好,步入寻求心灵的安慰与超脱。黄老先生的追求,不是他的目的,而他所要在画作中的寄托,也非黄老先生的意思,这种出发点的差异,使他们在“撞车”之后,渐渐各行其道。梁先生原来就没有学过什么法,说他立志要创一法,是过誉之辞,因不符合实际情况,但在经过近半个世纪锲而不舍地摸索,他确实有了他自己的一套有异于常规的画法。诚如布颜图所说:“无法者非真无法也,通变于理之谓也”(《画学心法问答》)。何海霞先生作为张大千先生的高足,对历代各家各派之法,可谓尽收于手、尽藏于心,即便你在某处偶有披露,也很难逃脱他的火眼金睛,此早为当代画界所公认,近年笔者与何老多有接触,深知他的厉害,所以他对梁老的“无法有法”的评价,实为难得。
前文提到:如果说梁天柱先生立志要自创一法,这是过誉之辞,因为这不符合实际情况。但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梁树年先生,在一张张很认真地看了梁天柱的作品后,想了想,很认真地说道:“你已是自成一家了。”梁树年先生也是“大风堂”的门人,画风严谨,功力深厚,而他本人既有老农般的忠厚,又有学者样的睿智,一生谨言慎行,他对梁天柱先生作品的品评,是观察与思考的结论,尽管说,他也是第一次看梁天柱的画。
“一家”之说,最早使用于学术界,指有独特见解,自成体系的学术论著。汉·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曰:“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记·自序》:“略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三国·魏·曹丕在《典论论文》中也谈到:“唯幹(徐幹)著论,成一家之言。”此说见诸用于书画艺术方面的,似乎较晚,据现存的史料载,《旧唐书》165卷《柳公绰》条:“(柳)公权初学王(羲之)书,遍阅近代笔法,体势劲媚,自成一家”。《历代名画记》卷9《吴道玄》条:“(道子)因写蜀道山水,始创山水之体,自成一家”。从广义上来说,在绘画上能称为“一家”的标准是什么,画史之祖张彦远没有作单独解释,但他使用了“始创”二字,再结合备受唐人喜爱的张僧繇(南朝·梁时人)的“张家祥”,和北齐曹仲达的“曹家祥”,以及后来历朝各代诸位大家们的成功之处,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绘画上能够称为自成一家的,只是那些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并在某些方面有一定程度的新的突破和创意,从而使自己的作品既有独特的艺术风貌,又为世人所确认者。
确如梁树年先生所述,梁天柱先生已进入了这个自成一家的行列。梁树年先生的评语,是对梁天柱先生艺术成就的中肯而概括的小结。
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张仃先生,与梁天柱先生,有不少相似之处。他们年令相近:只相差一岁;他们的爱好相同:都从小就喜欢中国画;他们的经历相似:都想画画又都画不成画,却都当了院长,学院院长和医院院长,还都是创办人;他们的归宿相仿:都是在退休后抓住晚年的宝贵时间,一次次地投身到大自然中去;他们都很尊崇黄宾虹;他们都对焦墨别有钟情(梁老常以焦墨起稿,亦间作焦墨);他们都有耿直的性格,疾恶如仇,为此也都吃了不少苦头;他们甚至连身材的高矮、胖瘦都差不多……当然,所得这些,在他们见面之前,相互并不那么清楚。
相见之初,张仃先生面对操着一口胶东音来访者,客气中难失院长的风度,梁先生在久闻其名的大家前,敬仰中含着几分拘谨。但随着梁先生作品的一幅幅展示,礼节性的场面渐为活跃的气氛所取代,及至他们坐下交谈后,就更都露出了艺术家的真实面貌。谈着谈着,张仃先生忽然站起来激动地说:“咱们换张画吧!”说完,没等梁老反应过来,就向里屋的画室走去,找画,添款,拿了出来。梁先生见此,兴奋得连声请张先生从他带去的作品中,“随便选!随便选!挑您最满意的拿。”完全是一种知己重逢的场面。梁先生要走了,张先生亲送到门口,他们都伸出了手,但他们没有握手,而是一下子拥抱在一起。至于他们在谈话时,张先生对梁先生所说的:“你画的气魄、画的色彩、画的构图……都使我学到了好多东西”这话就象张先生本人一样,直爽,坦荡,真挚,不须作任何解释。
张仃先生于梁天柱先生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最相似的,则是他们对艺术的思考、追求和不懈的探索精神。
为准备“梁天柱山水画展”,邱振亮兄昨日携先生作品来到京,晚上在紫竹院立交桥侧一家小饭铺就餐时,巧遇一位从济南来的老者,也是画画的,谈到梁天柱时,他不假思索地说出四个字:“大器晚成”。堪为至言。
梁先生的艺术成就,已得到越来越多的同仁们的首肯,梁先生确实是一位大器晚成者,从振亮兄这次带来的几幅先生早期作品看,画幅都很小,有的尚不足32开本的书大,但画面给人的感觉却很大,从某些方面虽然有可挑剔处,但整体格调,给人以不俗和大气之感,可见先生的起点之高,他走的不是循序渐进之路,而是一开始就立足于大器的高起点,在以后的几十年时间里,只是完善、丰富和发展罢了。关于这一点,不仅对从事绘画学习和创作,对从事其他很多学科的人,也不无启示。
大器晚成,很重要的点是要认准目标、锲而不舍、持之以恒。据儿童心理学家研究,人在童年时都有个绘画期,喜欢画画,但最后能成为画家的并不多,这有多方面的原因,能否坚持下去即是其中之一。儿童如此,成人更是如此,因为客观的、外部的干扰更大。梁天柱先生坚持下来了,包括在那最“革命”的年代里,所以他成功了,成了大器。
梁先生大器之所以能够晚成,还在于他不斤斤计较于一时的短期效益。作画,对他来说,不是负担,而是乐趣;他没有向画中去索取,而有的只是投入;他的艺术成就的取得,是瓜熟蒂落,而不是拔苗助长。笔者之所以要特别的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它还更具有广泛的、社会性的现实意义。
权以此节,作为前面四位老先生对梁先生评论的补充,及本文的结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