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三十多年前，我和姜豪同住在麦积山石窟一间小房间里，我们都是从敦煌文物研究所借调到麦积山支援这里的加固工程的。我忙着工程上的事，他忙着临摹因工程可能要触动的一些壁画，我们的空闲时间很多。那时，文革还没有结束，但已成强弩之末，我们都庆幸自己能够拥有一段相对平静而清闲的时光。在小屋里，我读书，他静静地画画，各干各的，都不说话。

　　开始，我没注意到他在画什么，后来看到，宣纸上，一幅唐代仕女群像的白描稿出现了：几位宫女，簇拥着一位贵族少女，从右向左行进。宫女们头上梳着各种唐式发髻，身披轻软如绸的宫装，手执各物，疏密有致，顾盼多情，似乎在小声说着什么。那位贵族少女走在最前面，目不旁视，衿持而自信。线条是那么柔丽婉转，却淡淡地。不久，又渲染上了色彩，也是淡淡的，轻轻地，没有大红大绿，含蓄而隽永。又不久，色彩被“做旧”了，一幅“古画”俨然出现在眼前，分明是一帧唐代仕女图卷，我忽然想到，这不就是不久前我和他同去陕西参观过的唐永泰公主墓壁画吗？但当时，案头上并没有永泰墓壁画的图片，连速写稿也没有，作者是完全凭着自己的印象画出来的。人物之间的关系与原画不同，是他重新安排的，我惊异于他的观察力的细致入微和惊人的形象记忆力。令我意外的是，画完以后，他竟将这幅作品送给了我。装裱以后，现在还一直挂在我的客厅里。在画这幅画的几天里，姜豪几乎是一声不响，整个身心完全沉浸在内心的艺术世界里。

　　人如其艺，姜豪就是这么一位画家，从来没听到他说出过什么豪言壮语，也没见到他做出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只是默默地在自己的一块艺术领地里耕耘，人们甚至很少听到他的声音。

　　我是1963年底从新疆调到敦煌研究建筑艺术的，姜豪比我早一年，因为他的深厚的艺术素养和勤奋，被常书鸿先生挑中，从兰州艺术学院常书鸿画室调来敦煌。我们共事了十几年，一直到他2008年去世前一年我去武汉看他，保持了四十多年的友谊。

　　姜豪热爱艺术，更热爱敦煌艺术。他在敦煌临摹了很多壁画，多数都被评为甲级，那严谨的、传神的、纯熟的线条和色彩，几乎就可以乱真。为了能表达出原作的神韵，他刻苦钻研画史、理论以至佛经。在洞窟里，见到他总是在画画，在他的房间里，除了读书，仍然是画画，始终旁若无人，似乎除了艺术，世界就不复存在。

　　但从1966年上半年文革前夕“风雨欲来”的时候开始，一直到整个文革，一有机会，他总是要寻找各种籍口，多次离开他热爱的敦煌，躲回武汉老家。开始我不能理解，时间稍长，才逐渐有所感悟，因为我自己以后也和他一样，在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里，也曾经多次因为能暂时地离开这个“鬼地方”而庆幸，而我，却因为梁思成和常书鸿两位前辈为我创造了能够长久地亲近这座艺术圣地而欣喜若狂过的。

　　姜豪先生的外在性格特征并不鲜明，内心却极具深度和特色，很难用简单的话语来描述他。我不得不说，一方面，姜豪是一位纯粹的艺术家；另一方面，却十分缺乏应对复杂局面甚至一般社会生活的能力。在他的世界中，一切似乎都应该是如画般的美好，和谐，但现实却远不是这样，他感到极不适应。他只知道，必须坚守他的做为艺术家的良知和人性的底线，在整个十年的动荡岁月中，我没有见到过他写过一纸揭发材料，一张大字报，举过一次拳头，甚至没听到他喊过一句口号，始终庄严地保持了自己做人的尊严。他就是这样，自己不认同的，宁可冒着随时被打成“老保”的风险，也从不随波逐流，违心地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他无力改变现实，只能选择躲避。

　　本世纪初，当年的一切都已成往事，我已常住北京，他也在武汉退休了，我有两次到武汉，都去看望了他，我们谈了不少。回忆旧事，感慨良多。

　　姜豪有着自己的做人准则，这些准则或许完全正确，但却不合时宜。常书鸿老人为了企望在即将到来的大风暴中获得保全，曾提出在敦煌建造一座“新洞窟”，表现革命主题。所里的人各怀心思，大多数人观望，少数人等着时候一到，就可以以“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罪名把常老揪出来。只有姜豪，当着面就对常老表示反对，认为在佛教石窟群里插进一座“革命”洞窟，不伦不类。文革前夜，常老到武汉开会，召他到宾馆见面，命令他马上回所。眼见到这位令他敬仰的长者即将身陷灾难，他实在不忍亲眼目睹，仍然顶着不动。在他不得不回所时，忍受着恩师被打被斗的内心煎熬，他曾经偷偷问过革命者，为什么要打倒常老。当然，对方也回答不出来：这是时代的灾难。

　　所里有一位以打小报告出了名的角色，姜豪一直与他保持距离，有一次在兰州逢到一个机会，他当着多位知情者的面严词斥责了他。

　　正因为这些，我才一直对姜豪怀抱着友谊之情，但我认为，敦煌文物研究所的许多同事并不理解他。听说他在2006年，70多岁了，一位崇敬他的学生陪着他旧地重游，兴冲冲地最后一次回到敦煌圣地，在莫高窟展览馆他却看到了一份历年参加过敦煌艺术临摹工作者的名单，居然没有曾经在敦煌待过20年的他的名字，他一下子没了精神。几千里地赶来，却只让学生自己进石窟参观，他连洞子也没进，只坐在树底下发呆。他没有寻访任何故人，悄悄地来了，又悄悄地走了。几天之内，话更少了。

　　人们似乎是把这位默默耕耘者遗忘了，更不能理解他内心坚持的真善美的为人准则，但这是多么的不公平。事实上，历史是不可能被现在仍保存在研究院的大量姜先生的临摹作品和他自己保留的一批画作轻易抹杀的。

　　我有幸浏览了姜先生自己保留的全部画作，深深地为他的艺术才能和勤奋的精神折服。有些画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发现姜豪先生堪称是一位多面画家，除了敦煌临摹以外，在速写、素描、水彩、油画、国画等许多方面，都很有造诣。大西北的草原、藏区风光、农村、集市、土堡、城市、江岸，当然还有各种人物……都是他描绘的对象。他的色彩作品，彩度、明度、饱和度都非常准确，高度概括而果断地铺在画布上，非常简炼地，一下子就表现出了对象的神韵。我的学生对几幅彩墨舞蹈速写更是赞不绝口，认为绝不亚于叶浅予前辈的水平，很多人可能一辈子也达不到这种境界。那表现肌肉和骨骼的准确、刚劲而柔韧的线条，尤其那宽柔飘洒似乎无心却神采飞场的衣纹，真不知道是怎么“画”出来的。全体又统一在一片淡定而和谐的氛围之中。

　　我忽然觉得，人们是不是又轻忽了一位极富天才的艺术家，如果他能够有更加充裕的自由创作的时间与空间，在涉猎了众多画法以后，紧抓住其中一两种，充分发展，无疑将在中国画坛上展现出更加出人意表的风采。可是，为了生计，晚年的姜豪先生却不得不从事他并不太擅长的工艺美术，最后，竟以所谓“买断工龄”的方式，走下了工作岗位。

　　人们不应该忘记他。当我一听说他的朋友和学生，准备在他逝世二周年之际，为他编辑一本画册，向世人展现他的贡献，就主动请缨为他写了这篇小文，为了纪念这位艺术家的才华，更为了纪念他坚守的高尚而正直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