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一直想为梁天柱先生的画写些文字，当得知天津杨柳青画社将为先生出版画集并约我作序时，我反而惶遽不安起来。这倒不是因为我对天柱先生的人品画品还有什么不熟悉，也不是对这位并非大名家的作品艺术还存有什么疑虑。相反，而是恐怕由于自己对他作品的喜爱或因自己的陋识浅见而不能言必有中，那岂不是辜负了出版社同志的一番美意。鉴于此，且只好依个人多年与梁先生相交中所见、所闻、所思，作个简括的记述罢了。对其作品的优劣评价，自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不相将自己的偏爱强加于人，读者自有公论。
 

        梁天柱先生的名字我早已听说，但初识他是在1978年。当时我还在中央美院学习，假期回家巧遇岛上举办“青岛国画五家”的作品联展，借机在友人的介绍下拜访了他。
       
        熟悉或认识天柱先生的人，都称他“梁大夫”。的确，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西医外科医生，而且他的整个家族也可称得上“大夫世家”，在他兄弟、子侄中间至今仍有多人以医为业。梁天柱、原名梁善玺。1916年出生于山灵水秀的胶东平度县大泽山乡，因家住天柱山下，自号天柱山民。童年在家乡读了几年私塾后，十七岁即随父母之命赴旅大学医。1940年学医期回青岛建大安医院，并自任院长。直至1977年退休，近四十年，一直以医为职业，是一位医术精湛受人尊敬的大夫。
       
        天柱先生虽一生以医为业，但他对绘画艺术的酷爱程度倍胜行医。他在读私塾时就经常临摹山东潍县年画和古画插图。年逾长，这种兴致愈浓。当一名画家已成为他梦寐以求的最大愿望。四十年代初，当他经济稍微宽裕的时候，便迫不及待地自费考入青岛业余美术学校，并广交画界师友，学诗于岛上名家王苍门下，画艺常请教于孙国枫、张朋等学者。他把全部业余时间投入于学习中国画艺术中来。他说：我能在绘画事业的求索中坚持数十年，也是被逼出来。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身遭抄家、“遣返”之苦，殃及全家，我被摧残的精神只有在艺术天地里才暂时得到超脱。所以，我养成一有空余就在纸上画我所想，描我所思，寻求心灵的寄托和安慰的习惯。在处方笺和病历纸上，我日复日、年复年地画着、写着，最后毛笔在我手中已达到左右逢源，信笔挥写，出手成画的程度。在处方笺和病历纸这小小的天地中，容纳了我数十年的辛酸苦辣，从这里我也为自己开拓出一条通向艺术王国的途径。

        艺术学徒，当他刚刚踏上追求美的事业这条充满艰辛而又无限乐趣的道路时，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特点而又可能通达成功终点的方向是十分重要的。
       
        但对梁天柱来说，当时只有一条路——从学习传统入手，从临摹中学习。对于他一个以行医养家糊口的青年医生来说，既没有条件考入正规的艺术学府去深造，又没有时间和经济条件去游名山、走大川。所以，他只能从学习前辈优秀作品入手。他根据自己个性和兴趣，近师黄宾虹，远师石涛、石溪、王蒙等名家，进行了大量的临摹。他除临摹一些印刷品外，还节省资金购买黄宾虹的原作，认真揣摩分析宾虹老人的用笔、用墨、敷色技巧。至70年代他对宾虹老人山水画已达到临摹可以乱真的程度，为他自立门户奠定了基础。他认为黄宾虹山水画中那种令人亲切的艺术境界、那种富有真情实感的生命力以及在技巧的运用方面，堪称近代山水画家之最。“我陶醉于黄宾虹先生的艺术中凡数十年，并非要以他的面目代替我自己，我认为在他开创的道路上去重新开拓我自己的新途径，非具有他那种深厚的功力不可，这是我自学的基础。”他体会到，“凡杰出的画家莫不以功力深厚见称，如果以为艺术上的成功和创造是轻而易举，甚至象魔术师一样挥手可变，那是愚蠢的。”因此，他数十年如一日在笔墨技巧上苦苦追求，甚至在老年有病住院期间也未辍笔，不能伏案挥毫，则躺在床上用硬笔在速写本上练习，创作出近千幅画稿，他认为师古人和师造化都是达到一种境界的手段，画家的目的最终是创造“自我”。他说：“师古人之法有别，乃‘活法’与‘死法’二者耳。继承而不偏执，不狭守门风、因循宿习，入而能出，出而能立，不为笔使，不为墨用，为‘活法’也。如蹈常袭故只知株守，但以今人之手出古人之笔墨，纵极似某家而无我，谓‘死法’也。板桥曾谓：学一半撇一半，未尝全学，非不欲全，实不能全，亦不必全也，所言极精到中肯，至言也。”所以，天柱先生特别欣赏潘天寿老人“心有古人勿忘我”这句话，并把此作为自己学习传统的座右铭。
       
         天柱先生从自己的艺术实践中对“推陈”与“出新”，深有体会。他多次对我讲，中国绘画传统从来就不是凝固的、僵死的，变为常，不变为暂。宋代画家、文学家苏东坡在遍鉴历史陈迹后，也曾发出“文至韩昌黎、诗至杜工部、书至颜真卿、画至吴道子，天下之能事毕矣”的感叹。然而，他没有悲观，也没有对着历史的高峰畏缩怯步，更没有把唐人的成就当做不可逾越的典范，无论在词的领域还是在画的领域，都敢于测微探奥，生面新开，独辟蹊径，此真乃大智大勇者。善学者，智也；善出者，勇也。古人能做到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做到？这也使我明白了为什么在七十年代中期，天柱先生以他可能乱真的黄派山水得到人们交口称誉的时候，他却冒着风险酝酿着他画风的一次大变格了。
 

        退休，对一般人来说，是颐养天年，过上优哉游哉晚年生活的开始。天柱先生也盼望着退休，可他企望的是在退休之后才可能无拘无束地踏上他艺术追求的新征途。1977年，医院为他举行退休欢送会的第二天，他便带着简单的行装下江南了。

        老人几十年的愿望实现了。当他伫立在南下轮船的甲板上，面对着浩瀚无际的海洋，仰望着碧空中翱翔的海燕，从心底油然产生“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的轻松感。先生对我说：我的心情似笼鸟出飞，生活将属于我，我自己将属于我。自此后的五年间，天柱先生自费七次南游，足迹遍江、浙、皖、豫、湘、赣等地。畅游三峡夔门，登高望远，亲揽匡庐、黄山、雁荡之胜景，静观江南烟云之变幻。他在笔记中这样写道：“古往今来山水画之名作，笔墨技法有变，意境相异，其源盖导于画家生活陶养不同。宋·郭熙曾言：嵩山多好溪、华山多好峰、衡山多好别岫、常山多好列岫、泰山特好主峰。皆得自饱游饫看，览之淳熟，经之众多之故。无此，则不能自放胸臆，取之精粹，岂能得意境清新、磊磊落之佳构也。石涛上人亦言‘搜尽奇峰打草稿’，如奇峰不得尽览，山川游历不广，何能语出惊人，下笔有神？我致力于笔墨耕耘凡四十年，难脱前人之面目，非笔墨之功力不深，实乃造化蒙养不足也。笔虽巧而不灵，墨具五彩而不神，山川不为我所用也。”

        梁先生外出深入生活，从来不是盈箧而归，他是把主要时间和精力用在静观和妙悟这两点上。他认为学画者有从临摹入手者，有从生活入手者。从临摹入手者易得法而失理；从生活入手者易得理而无法。他曾说：“山水有形亦有神，画者得其形者巧，得其神者逸。得形在于目，得神在于心，由静观得山川之形而渐入化境，使物我为一、情景交融，即所谓不知山川为我还是我为山川也，亦可谓妙悟也。”他认为斤斤于山川之形表而不能自我，皆由于不得妙悟之理，为自然之奴耳。画奴有两类，一是师古人而不化者，而是师造化而无情意者。人本有情亦有爱，故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情出于心而得于妙悟，意得于物理而表于画迹。山水固胜画，然山水亦未能尽惬人意，山水无我也。画家之手，执造物之权；一纸之幅，乃画家之世界，已非造化也。故“山川草木，造化自然，此实境也。因心造境，以手运心，此虚境也。虚而为实，是在笔墨有无间。……于天地之外，别构一种灵寄。或率意挥洒，亦皆炼金成液，弃渣存精，曲尽蹈虚揖影之妙，”正所谓与山川神遇而迹化，人代山川而言也。

        天柱先生在不断地深入自然以陶养画性的妙悟中，得出师古人之法无我则死，师造化无我亦不得心的道理。真正有价值的艺术品是创造者思想的产物，既不是前人作品的翻版，也不能是自然山水的复制，必须具有画家自己面目，即以己之法，取己所爱，抒己之情，放己之怀。前哲提出“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目既往还，心亦吐纳”，都是强调画家心灵在心物交感的前提下，在主客观的交融、渗透、吸收、反馈过程中，将画家个人的心迹与妙得，显现与作品之中，才能达到“精鹜入极、心激万仞”的艺术境地。所以天柱先生经常说在艺术发展中没有“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道理。时代在变，人在变，山河不变人情变，艺术作品岂能不变。他每次外出归来，认为都有新的收获，并在自己的作品有所体现。由于画家本身所具有的主观能动性，虽旧地重游，个人感受也不是重复的，蒙养愈深，所得愈多，况且在中国传统认识中，造化自然本不是山之一隅，自然包罗万象由统于一，存在于空间又生成运动于时间过程中，这才是一切生命力与创造活动的源头。中国画家正是在自我和造化中探索和发掘，并通过自己的作品，在两者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达到感情和理智的平衡，并从中获得个性化的艺术语言，创造出独具面目的艺术品。它有“自我”，但又不是纯自我表现和故作多情；他是依乎天理，因其自然，“借笔墨以写天地万物而陶咏乎我”。天柱先生的实践和他的作品，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1980年，年近七旬的天柱老人毅然登上西行列车去敦煌考察，这在青岛的画家中是第一个，自然也引起了一阵不大不小的震动。我出于他健康方面的考虑，事前曾致函劝阻，但我低估了老人那探求艺术真谛的决心和他非凡的毅力。他经古都西安、过兰州、穿祁连、越戈壁，一路上饱览了祖国山河的壮伟，亲睹了数千年中国灿烂的古代文化，月余方至敦煌。他在给我的信中表示，他能在古稀之年西出阳关，瞻仰半生所闻而不能得见的艺术宝库，大有壮志已酬的感慨。他面对这历经千余年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艺术珍宝，回顾自己几十年在艺术上的苦苦求索，再也抑制不住感情的洪流，眼泪夺眶而出。他在信中曾这样说：“在这荒漠上的艺术宫殿里，留给我们的不只是数千尊造像和数万平方米的壁画，更重要的是它留给我们古代艺术匠师们那种无畏的创造精神，那种敢于吸收、敢于消化、敢于创造的民族精神。……这些流传千古的艺术品，也许已永远失去它往日眩目迷人的色彩，但它足以向后人展示出在十几个世纪中我们民族艺术发展的轨迹，也足以引发我们在永无止境的探索中去创造出无愧于古人、无愧于来者、也无愧于今天的新的艺术。”当时我在京接待了风尘仆仆西行归来的老人，并陪同他参观了故宫举办的古代绘画作品展。先生说：“今岁数月壮游，所得甚富，如上帝作美，我将再旧地重游，以足平生之愿。”先生在与我彻夜长谈中，曾对古代绘画遗产作过精辟的阐述。他说：文人画和民间绘画是组成我国古代绘画艺术的两翼，它们之间是交融并举的。民间绘画艺术吸收文人绘画的优点一直在变化着，而文人画也自始至终没有脱离民间绘画对其本身的滋养。过去人们常以“雅”和“俗”来区分文人画民间绘画，并认为二者水火不相容，我认为是错误的。艺术作品的优劣是不能以“雅”、“俗”这两个字概括得了的。敦煌壁画也好，那些优秀的文人画也好，它们之所以都能深深打动我们的情感，关键是在于创造者的“真诚”二字。不管什么画，都应不失赤子之心。古人主张要有感而发，要发自“天籁”，这与那种矫揉造作、哗众取宠，或言不由衷的劣品是绝然不同的。好的作品，或平淡、或奇绝、或水墨、或着色，总有一条与观众情感相通的桥梁。作品无论手法上如何出人意外，最终都能使读者感到“在人意中”。所以，真诚才是真、善、美的内核才是作品的灵魂。多年来，我也曾以书卷气与笔墨的结合当作高雅的追求目标，并认为阳春白雪，和者必寡，至今才知其中之偏颇。我将在自己的绘画中用真诚的心表达出敦煌之行铭刻在我心中的印象。

         他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当美术界仍在旷日持久地关于创新与继承问题的讨论时，天柱先生却以他卓越的胆识和睥睨一切陈规旧习的勇气，默默地开始了他古稀之年的变格。

         天柱先生的变格首先是在山水画的用色方面。我国上古之画崇尚设色，无论晚周帛画、六朝佛画，还是唐代壁画、宋代院画，都证明这一点。两宋以降，文人画逐步占领绘画主流地位，唐前那种强烈对比的原色重着色方法，逐步让位于“微加点缀不求晕色”的淡彩风格；传统山水画色彩趋雅淡清新，如浅绛山水历数百年至今而不衰。天柱先生的山水画受敦煌壁画色彩的影响，一变他熟悉的淡彩加水墨的画风，而趋于浓重明快。敦煌早期壁画多以土红为主，特别善于使青色和蓝色的相互交融，色彩浓厚，色调强烈，尤其是因历时久远而形成以深棕色为主，错综着青、绿等冷色而构成的那种紫灰色基调，庄重肃严、朴厚简洁。而敦煌占半数以上的唐代壁画，色彩上则以红黄色为主，干净细匀，将红、白、黄、绿等色彩并列在强烈的原色对比中，取得调和和统一，渲染出富丽堂皇、气象万千的色彩世界。天柱先生的近作，或尺幅册页，或巨幛长卷，除少量纯用水墨作品外，多以浓重着色之法作画。他所用石色如赭石、土红、石黄等，均为自采带色山石研磨和胶而成。一类作品是色中有墨、墨中带色，色墨交混，紫中透青，山石整体感极强，具有早期敦煌壁画那种铁锈般的紫灰色调。他另一类作品，则用大块的赭石、土红、石表、石绿并列使用，中间以墨色为中介，色调明快，节奏简洁，强烈对比中又和谐统一，独具唐代壁画遗风。第三类着色作品是，或用石青、石绿等冷色，或用土红、土黄、赭石等暖色，完全以同类色晕染，以墨为骨，单纯中有变化，既不同于传统青绿着色山水，亦区别于传统浅绛山水，淡雅素洁，清新明快，别有一番风味。

        先生作画从不将大量色或墨倾倒在画面上，依靠自然流淌的偶然效果来点染经营。画面一切效果皆出自在腹稿。

        先生画风上的第二个变化是舍形而求韵。

        中国画之所以不同于西洋画，关键之一在于中国画是一种意象艺术。中国画作品所表达的是画家心理活动、心理状态和主观世界的显现，是画家“灵想所独僻”的、并非山川所固有的灵魂。因而，中国画家历来追求为山水传神，使草木含情。天柱先生说：“古人说作画要善得‘象外之意’、‘笔外之意’意非形迹，乃隐于形迹笔墨之外也。故作画须意在笔先，无成竹在胸不可，无情感的积蓄酝酿亦不可。一旦落墨，则须信笔取之，山随笔转、水向墨流，不滞于思，不失于法，合于天造，又巧夺天工。”近年先生作画，往往先凝神审视，静思经营，待挥毫落墨，无论尺幅或数米长卷，必一气贯底，纵横曲直，洋洋洒洒，不填不改，机无滞碍。他曾作高1米、宽20米巨幅雪景卷，巨峰突兀，岗峦连绵。或山野岗岫；或虬松鳞皴。山石岫岩，浮云窈渺，造茫茫宇宙之大观，万象聚汇，含浑不尽。于无笔墨处生景，得气韵于象外。其用笔断而意连，如万岁枯藤，似龙走蛇行，令人惊叹。我在欣赏感叹之余请教于天柱先生。他说：“为造化传神难，传韵尤难。韵者，和也。神非形似却在形内。韵得于笔墨之中，却出于物形之外。故作画千笔万笔，皆可以一画之法贯之，所谓‘万象生笔端、一画立太极’。一画之法不得滞于物形，而出于迹化。情致所至，画与使笔，方手不知笔墨，目不见绢素，一气贯始终，万象俱得，气韵自生也。”
                      

        艺术，是思想者的艺术。艺术品是艺术家智慧的结晶。它深深地凝聚着创造者丰富的经验、渊博的知识和艰苦劳动的汗水。

        几十年来，梁天柱先生那么专注地描绘着他所喜爱的一切，是那么不假华藻地倾诉衷曲，忘怀得失，一往情深。他又那么虔诚地对待自己所选择的艺术事业，含辛茹苦，老而弥笃。当1985年他的作品在济南展出时，山东省一位极有影响的老画家看到梁先生的近作激动不已，由衷地发出“不落时俗、标新立异”的赞语。是的，我个人也认为梁天柱先生的山水画已是有所创新，有所突破。他的作品深深地根植于民族传统和生活之中，但处处又显露出他睿敏的观察和独特思考的轨迹。从他的近作《玄之又玄众妙之门》长卷中，读者不会不同我一样，感受到他那娴熟地驾驭笔墨色彩的技巧和动力，尤其是作品中产生出的强烈的音乐的旋律、节奏、音色、力度，以及由此而表达出的大气的韵律、空间的旷远、山川冈峦的波涌起伏、浮云流水的飞转浩渺，都已把人们情感体验中最细腻、最微妙的东西抒发出来，益人神智，有一种抒情曲般的感受。

        或许他的某些作品并不一定为所有人都能了解和喜爱，但作品中所流露出的他那真诚、执着的追求和炽热奔放的内心情感，不会不激起观众心灵深处的涟漪。他坦荡豪放、高昂激越的艺术格调也不会不给人们以强烈的时代气息和美的享受。因而，我坚信，天柱先生倾毕生之心血在事业上的求索和创造是成功的。

       先生一生历经坎坷，倍尝艰辛，不逐名利，不趋时尚。待人宽厚至诚，性情天真无邪，有时天真到幼稚和轻信的程度。他无话不可对人言，又言无不尽，他虽历经坎坷，但这似乎对他并无多大改变。按他自己所说“江山易改禀性难移”。除去因岁月的流失已使古稀老人鬓发斑白外，至今仍保持着他那耿直、豪爽、淳朴、纯真的性格。

       笔者与先生为忘年交，多年来深得先生教诲。值此画集出版之际，谨向慧眼独具、无私地为天柱先生出版画集的天津杨柳青画社的朋友们表示由衷的感激和敬意。我相信，历史将把永远闪光的勋章佩挂在真正具有创造精神的艺术家和发现他们的伯乐胸前。